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

我今年97岁，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74年。回首过往，我一生信奉的信念源自19岁那年，那就是我的生命理应奉献给人民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下，我从小就怀揣着对正义的向往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意愿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完成了医学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我深受进步同学的影响，冲破阻力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解放区的歌曲，心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文艺演出。那是一段充满自由空气、青年热血与理想的独特经历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了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我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，很快在团队中脱颖而出。队员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，我便耐心帮助大家纠正。大家认为我“挺明白”，便让我来打拍子，就这样，我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也因此因革命工作的需要，悄然开启。

文工团的生活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乡亲们质朴而真诚的歌声，感受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为人民所共享。

1952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专门教导我应当树立怎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也应当服务于人民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长达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日复一日地钻研专业，反复研读总谱，几乎跑遍了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看排练和演出，全力以赴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由此成为第一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舞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一路的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我的专业特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和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我会在每场歌剧演出前，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深受观众欢迎，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艺术。这样一件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这还不够。歌剧想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就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位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该努力促进我们民族的发展，使其更加健康、充满活力和创造力。

这些年来，我常被人们称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年过九旬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对我而言，这只是认定该做的事，便尽全力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恐惧时，我回答说，恐惧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了就积极治疗，如果它是不可避免的，那就抓紧时间把该做的事情完成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问我累不累。一天七个小时的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珍贵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官是其中的主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只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到自己正在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希望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投身革命开始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一直认为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相伴，就能永远保持活力。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别的奢望，只是非常珍惜每一次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